成都模式，究竟是什么？

成都模式,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中，成都结合自身历史文化禀赋、区域资源优势及时代发展需求，探索出的一条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发展路径，它以“以人为本、城乡统筹、生态优先、创新驱动”为核心，涵盖了经济发展、社会治理、文化传承、生态保护等多个维度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发展范式，这一模式并非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，而是一种注重质量、内涵和可持续性的全面发展模式，其核心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。

在经济层面,成都模式以“产业立市、创新兴市”为战略导向，构建了现代产业体系，依托成都作为西部重要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，大力发展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、航空航天等先进制造业，形成了“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”“天府新区高技术产业功能区”等产业集群，推动产业向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转型，突出服务业引领作用，以金融、现代物流、文化创意、旅游会展等为重点，打造西部服务业高地，特别是近年来，成都积极发展新经济，培育新业态，如数字经济、共享经济、绿色经济等，通过建设“新经济活力区”，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，成都注重民营经济发展，通过优化营商环境、减轻企业负担、加强政策扶持等措施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形成了国有经济、民营经济、外资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。

在城乡关系层面,成都模式最具开创性的实践是城乡统筹发展，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问题，成都率先探索以“三个集中”（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、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、农民向城镇集中）为核心，以“城乡一体化”为目标的改革路径，通过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，确权颁证、建立农村产权流转市场，激活农村沉睡资源；通过实施新农村建设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，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；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，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，这一实践不仅缩小了城乡差距，还形成了“以城带乡、以乡促城、城乡互动”的发展格局，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“成都方案”。

在社会治理层面,成都模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，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，构建“党建引领、三治融合（自治、法治、德治）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”的治理体系，推动治理重心下移，提升基层服务能力，通过实施“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”，解决群众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，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，建设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系，成都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，将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建设，打造天府文化品牌，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。

在生态保护层面,成都模式坚持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理念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通过实施“美丽成都”建设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推进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，规划建设“环城生态区”“龙门山、龙泉山生态屏障”等生态空间，构建“山水林田湖草”生命共同体，推动绿色产业发展，倡导绿色生活方式，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、产业结构、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。

成都模式的形成,离不开成都独特的区位优势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，作为西部内陆开放高地，成都依托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，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，吸引了大量人才、资本、技术等要素集聚，成都悠闲舒适的生活环境、包容开放的城市文化，也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优势，成都模式也面临一些挑战，如区域发展不平衡、创新能力有待提升、人口压力增大等问题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。

成都模式是一种以人为本、统筹兼顾、可持续的发展模式，它不仅推动了成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，也为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，其核心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，破解发展难题，激发内生动力，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。

相关问答FAQs

Q1：成都模式与国内其他城市发展模式（如深圳模式、温州模式）的主要区别是什么？
A1：成都模式与深圳模式、温州模式等存在显著差异，深圳模式是“特区模式”，依托政策红利和区位优势，以“敢闯敢试”的特区精神，通过外向型经济和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，特点是“速度优先、市场主导”；温州模式是“民营经济模式”，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核心，依靠“敢为人先”的创业精神，形成“小商品、大市场”的产业特色，特点是“民本经济、市场驱动”，而成都模式是“城乡统筹模式”，更注重平衡发展与公平，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为核心，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城乡一体化，强调“以人为本、生态优先、内涵发展”，其特点是“全面协调、可持续”，成都模式更注重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，将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城市治理相结合，形成了独特的“天府文化”特色。

Q2：成都模式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中有哪些具体举措？成效如何？
A2：成都模式在城乡统筹方面的具体举措包括：一是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，确权颁证农村土地、房屋等产权，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，激活农村资源要素；二是实施“三个集中”，引导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聚、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、农民向城镇集中，推动城乡产业融合；三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统一城乡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政策标准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；四是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，培育“农家乐”“田园综合体”等新业态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，成效方面，成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7年的2.6:1缩小至2022年的1.8:1左右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，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显著缩小，形成了“以城带乡、城乡共荣”的发展格局，成为全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