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人究竟是何官职？

“行人”这一官职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职能，其历史沿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，不同朝代的设置与职责虽有差异，但核心多与外交、传令及特定政务相关，要理解“行人是什么官职”，需从其起源、演变及具体职能等多维度展开分析。

“行人”一词最初并非官职名，而是对使者的泛称。《周礼》中已有“行人”的记载，原指奉王命出使或传递政令的官员，属于“地官”系统，负责掌管朝觐、聘问等礼仪事务，此时的“行人”更接近一种临时性差遣，而非固定官职，至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国间交往频繁，“行人”逐渐成为专职使者的称谓，如《左传》中多次提及“行人”穿梭于各国之间，承担外交辞令、盟约签订等任务，这一时期的“行人”已具备初步的官职特征，但尚未纳入正式的官僚序列。

秦汉时期,中央集权制度确立，“行人”开始被纳入正式官制，秦朝设“行人令”，属九卿之一的“典客”管辖，负责皇帝出车驾的仪仗及传达诏令；西汉沿袭秦制，典客更名为“大鸿胪”，“行人令”为其属官，职责扩展为掌管诸侯王、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臣的朝见礼仪，同时承担部分外交文书传递工作，东汉时，“行人”官职一度被“谒者”取代，其部分职能并入谒者台，至汉末又有所恢复，但整体地位较先秦时期有所下降，更多偏向礼仪性事务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由于政权分裂、民族交融加剧，“行人”的职能在外交领域的重要性重新凸显，曹魏设“行人”，属“客曹尚书”，负责处理与蜀、吴及边疆民族的外交事务；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，设“南部大人”“北部大人”分别管理南北方民族事务，行人”作为使者频繁出使江南及西域，承担沟通、谈判等使命，这一时期的“行人”选拔更注重言辞、谋略及对各国情况的了解，逐渐成为外交人才的重要来源。

隋唐时期,中央官制系统化，“行人”的设置与职能趋于稳定，隋初设“行人台”，置“行人”六十四人，后改隶“尚书省”，负责巡省天下、观采风俗、弹劾官吏，兼有监察与传令职能；唐代废“行人台”，其职能并入“中书省”与“尚书省”，设“行人”二十人，从七品下，隶属“司门郎中”，主要负责传递敕书、抚慰地方及接待外来使臣，同时参与部分外交礼仪活动，唐代“行人”虽品级不高，但因常奉命出使，实际地位受重视，部分优秀者可晋升为“郎中”或“御史”。

宋元时期,“行人”官职发生显著变化，宋代设“四方馆”，掌管朝会、仪仗及外交接待，“行人”为其属官，但主要职责已转向国内驿传管理，外交事务多由“中书门下”及“枢密院”直接派遣官员承担，行人”的地位与职能较前代弱化；元代废除门下、尚书两省，设“中书省”为最高行政机构，“行人”属“通政院”，负责驿传与文书传递，已基本失去外交职能，演变为纯粹的通信官员。

明代是“行人”官职发展的鼎盛时期，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，正式设“行人司”，作为独立机构，置“行人”三十七人（正七品）、“司副”二人（从七品）、“司正”一人（正七品），隶属“通政使司”，行人司的核心职责有三：一是奉旨出使藩属国或边疆地区，宣读诏谕、赏赐礼物；二是传递皇室与中央政务文书；三是考察地方民情、弹劾不法官员，明代“行人”品级虽不高（正七品），但因直接代表皇帝出使，权力较大，且为升迁的重要跳板，许多名臣如王世贞、袁宏道等早年均有行人司任职经历，明中后期，随着宦官专权及驿传制度腐败，行人司职能逐渐虚化，但其在制度设计上仍体现了明代对外交与政务传递的重视。

清代初期沿明制设行人司,后于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裁撤，其职能并入“理藩院”及“鸿胪寺”，“行人”官职至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，总体而言，“行人”从先秦的临时使者，发展为秦汉的礼仪传令官，再到唐宋的复合型职能官员，最终成为明代的专职外交与巡省官员，其演变轨迹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对外交、通信及监察需求的适应与调整，是研究古代官制与对外关系的重要切入点。

FAQs

1. 问：明代行人司的“行人”与清代的外交官有何区别？
   答：明代行人司的“行人”是正式品官（正七品），主要职责是奉旨出使藩属国、传递诏书及考察地方，代表皇帝行使权力，属于“钦差”性质；清代初期虽设行人司，但职能已弱化，康熙年间裁撤后，外交事务主要由“理藩院”（负责蒙古、新疆、西藏等地区）和“总理衙门”（晚清设立，负责对欧美外交）的官员承担，这些官员品级较高（如尚书、侍郎），且更侧重于长期的外交谈判与条约签订，与明代临时性、礼仪性为主的“行人”职能有本质区别。

2. 问：古代“行人”与“使者”是否为同一概念？
   答：不完全相同。“使者”是对所有奉命出使或传递信息者的泛称，范围较广，可包括临时派遣的官员、贵族甚至宦官，如“和亲使者”“议和使者”；而“行人”在多数朝代是正式官职名称，有固定编制、品级及职责（如明代行人司的行人），属于官僚体系的一部分，先秦时期“行人”可泛称使者，但秦汉以后，“行人”逐渐成为特定官职，与泛指的“使者”有了明确区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