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吴为何叫东吴？吴有何含义？

“东吴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地域政权名称，其含义涵盖了地理方位、政权兴衰、文化特质等多个层面，理解“东吴”需要从历史脉络、地理基础和文化内涵三个维度展开。

从地理方位来看,“东吴”的核心指向是中国长江下游以南的江南地区，这一区域以长江为天然轴线，以太湖平原为核心，涵盖今天的江苏南部、浙江北部、安徽南部等地，在古代中国地理观念中，以中原王朝为中心，江南地区地处东部，且春秋时期该区域属吴国管辖，故称“东吴”，这里的“东”既指方位，也暗含与中原、西蜀等地的地理对比；“吴”则源于先秦时期的诸侯国——吴国，吴国始建于商末周初，建都于姑苏（今江苏苏州），其势力范围主要就在江南水乡，吴文化也在此孕育发展，成为后世“东吴”的文化根基，秦汉时期，这一区域属会稽郡、丹阳郡等行政区划，但“吴”作为地域名称依然沿用，为“东吴”一词的形成埋下伏笔。

从政权演变来看,“东吴”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三国时期孙权建立的割据政权，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孙权继承其兄孙策基业，占据江东六郡（吴郡、会稽、丹阳、豫章、庐陵、新都），公元229年在武昌（今湖北鄂州）称帝，国号“吴”，史称“孙吴”或“东吴”（以区别于战国时期的吴国及后来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），为了区别于其他以“吴”为国号的政权，后世史书常以方位称其为“东吴”，东吴政权以江南为根据地，依托长江天险，向北与曹魏、向西与蜀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，其疆域最盛时包括今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大部及越南北部，成为江南地区首次大规模开发的政权载体，东吴政权存在期间（229年-280年），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开发，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（如与东南亚、罗马的贸易），也奠定了六朝时期江南文化繁荣的基础。“东吴”作为政权名称，不仅是三国鼎立格局的重要一极，更是江南地区从边缘走向核心的历史转折点象征。

从文化特质来看,“东吴”承载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基因，江南地区水网密布，气候温润，孕育了以“水”为核心的生存智慧和文化形态，东吴文化既有吴地先民“断发文身、以船为马”的海洋开拓精神，也有中原士族南迁带来的儒家礼制与玄学思潮，更有本土“尚巫崇鬼”的民俗信仰，三者融合形成了开放包容、务实进取的文化特质，在文学艺术上，东吴涌现出如张昭、诸葛瑾等文臣，以及曹不兴（绘画）、孙权书法等艺术成就；《三国志》中描述的“舟车楫马，四方凑会”的繁华景象，正是东吴文化活力的体现，这种文化特质不仅影响了六朝时期的“建安风骨”“正始之音”，更成为后世江南文化“精致、柔美、创新”的源头，如唐宋以后江南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，其文化基因中仍可见东吴的烙印。

“东吴”一词在后世还衍生出更广泛的文化符号意义，在文学作品中，东吴常与“英雄”“智谋”关联，如《三国演义》中周瑜的“雄姿英发”、诸葛亮的“草船借箭”等故事，使东吴成为智慧与勇气的代名词；在民间信仰中，东吴人物如孙权、甘宁等被神化，成为江南地区庙宇供奉的对象；在地理名称上，苏州至今仍有“吴中”“吴江”等以“吴”为名的区划，延续了东吴的地域记忆，可以说，“东吴”早已超越了一个历史政权的范畴，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符号和精神标识。

“东吴”一词以地理方位为基，以政权兴衰为脉，以文化特质为魂，既指代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域，也特指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，更承载了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，它既是江南地区从蛮荒走向繁荣的见证，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地域文明发展的典型代表，其内涵丰富，影响深远，至今仍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。

FAQs

问：东吴和西吴有什么区别？
答：“东吴”与“西吴”主要是基于地理方位和历史时期的区分，东吴通常指三国时期孙权在江南建立的政权（229年-280年），都城最初在武昌（今湖北鄂州），后迁至建业（今江苏南京），核心疆域在长江中下游以南；而“西吴”一般元朝末期张士诚在江南地区建立的政权（1354年-1367年），都城在平江（今江苏苏州），因位于东吴（孙吴）故地的西部，且与朱元璋建立的“西吴”（1363年-1367年，都应天，即今南京）概念重合，故称“西吴”，从历史影响力看，东吴（孙吴）是三国鼎立的重要一极，对江南开发和文化贡献巨大；西吴（张士诚或朱元璋）则更多是元末割据政权，存在时间较短，影响力相对有限。“西吴”有时也泛指历史上位于吴地西部的小政权或区域，但远不如“东吴”常用。

问：东吴的首都为什么从迁到建业（今南京）？
答：东吴的首都从武昌迁至建业（今南京），是孙权基于战略安全、经济基础和地理环境综合考量的结果，武昌位于长江中游，虽易控荆襄，但距离江南核心区较远，且受曹魏军事威胁较大（如222年夷陵之战后，曹魏曾大举进攻武昌）；而建业地处长江下游，背靠江南富庶的农业区（太湖平原、宁绍平原），物资供应充足，且“钟山龙蟠，石城虎踞”，易守难攻，战略安全性更高，江南地区经孙策、孙权数十年经营，已形成稳固的统治基础，人口稠密、经济发达，建业作为江南门户，便于控制政权核心区域，公元229年，孙权在武昌称帝后，同年即迁都建业，直至东吴灭亡，建业始终是其政治中心，这一决策也奠定了南京作为“六朝古都”的历史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