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语与哪三部经典合称四书？

《论语》作为儒家学派最重要的经典之一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，要探讨《论语》与什么合称“四书”，需要从儒家经典的演变历程入手，理解“四书”概念的形成及其在儒学发展中的核心作用。

“四书”这一说法的正式确立，源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学术整理与阐释，朱熹在儒家经典体系中，选取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四部著作，并分别为其作注，合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这便是“四书”的由来。《论语》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语录体著作，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编纂而成，全书共二十篇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、伦理思想、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，作为“四书”之一，《论语》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，其“仁”“礼”“中庸”等核心理念，深刻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结构、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。

与《论语》合称“四书”的其他三部著作，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思想维度，共同构成了儒学的核心经典体系。《大学》原为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相传为曾子所作，朱熹将其抽出独立成篇，并分为“经”一章、“传”十章，其核心思想在于“三纲领”（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）和“八条目”（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），为儒家学者提供了从个人修养到社会治理的完整路径，被视为“初学入德之门”。《中庸》同样出自《礼记》，相传为子思（孔子的孙子）所作，其核心在于“中庸之道”，强调“不偏不倚”“过犹不及”的处世哲学，并提出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的思想，将人性与天道相结合，为儒家的心性论奠定了基础。《孟子》是记录孟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，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，提出“仁政”学说、“性善论”以及“民贵君轻”的政治理念,其雄辩的文风和深刻的思想使儒家学说更具系统性和说服力。

“四书”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经典选择过程，先秦时期，儒家以“六经”（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）为核心经典；汉代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《五经》（《乐经》失传）成为官方正统教材；魏晋南北朝至唐代，随着玄学、佛道思想的兴起，儒学地位受到挑战，宋代士大夫为重振儒学，开始从经典中挖掘新的思想资源，朱熹的贡献在于，他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中独立出来，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列，并通过对这四部经典的重新诠释，构建了以“理”为核心、以“心性”为枢纽的理学体系。“四书”的提出，标志着儒学从注重经典训诂的“汉学”转向注重义理阐发的“宋学”,使儒家思想更具哲学思辨性和现实指导意义。

在“四书”体系中，《论语》的地位尤为特殊，作为直接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，《论语》被视为儒家思想的“源头活水”，其“仁者爱人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“克己复礼为仁”等命题，奠定了儒家的伦理基石，朱熹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特别强调《论语》的重要性，认为“学者之必读此书，以夫子之言，无所不包，而其所以示人者，莫切于此也”。《论语》的实践性和生活化特征，使其成为连接抽象理论与日常生活的桥梁，与《大学》的治国纲领、《中庸》的天人哲学、《孟子》的性善论形成了互补,共同构建了从个人修身到社会和谐的完整思想链条。

“四书”确立后，迅速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，元、明、清三代均以“四书五经”为考试范围，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更是成为官方指定的标准答案，这一制度安排极大地提升了“四书”的社会影响力，使其深入到士人阶层的日常学习和思想建构中，进而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，从家庭伦理到政治理念，从教育方法到艺术审美，“四书”的思想元素无处不在，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即使在今天，“四书”中蕴含的智慧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，其关于个人修养、社会治理、道德实践等方面的论述，对于当代社会构建核心价值观、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,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。

回顾“四书”的形成历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儒家经典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，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筛选、诠释和重构的结果。《论语》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合称“四书”，不仅是朱熹等理学大师的学术创造，更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，这一组合既保留了孔子思想的原始风貌，又融入了后世的哲学思考，使儒学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，理解“四书”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，不仅有助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,更能为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。

相关问答FAQs：

问：“四书”在历史上是如何成为儒家经典的？
答：“四书”成为儒家经典经历了一个逐步确立的过程，先秦时期，儒家以“六经”为核心；汉代“五经”成为官方教材；唐代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仍属于子部著作，宋代，为应对佛道思想的挑战，程颢、程颐等理学家开始重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朱熹则正式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编为“四书”，并作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元代以后，“四书”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，其地位逐渐超越“五经”,最终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体系。

问：朱熹为何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中独立出来，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列？
答：朱熹的这一选择主要基于理学思想建构的需要。《大学》提出了“三纲领八条目”，为儒家的修身治国提供了系统框架，被视为“入德之门”；《中庸》阐发了“中庸之道”和天人合一的思想，为儒家心性论提供了哲学基础，将这两篇与直接记录孔子、孟子言行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列，能够形成从“入门方法”到“核心思想”再到“实践原则”的完整逻辑链条，有助于构建以“理”为核心的儒学体系，从而对抗佛道思想,重振儒学权威。